一、消极理性遭遇资本主义时代的功利化

19世纪30年代，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形成。经过20年的时间，“现实主义”这个词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与“批判”及批判行为形影相随。这是文学在资本主义发展处于急剧上升时期的产物。

出身于法国小城的平民青年于连，拥有才华与理想，积极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19世纪的20、30年代，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惊心动魄的胜利还依然令法国人斗志昂扬。因为崇拜拿破仑，许多社会青年想要通过军纪战功来实现理想。司汤达也曾在拿破仑手下从业。于连满腔热情，急于投身社会，展现自己。对他而言，他的理想就是穿上军服，效忠国家。如此，离开小城即是他理想的第一步。参军是他的真正目的，也即第二步。当时，对于资产阶级执政的社会而言，参军对于平民男子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首先，于连没有政治背景。其次，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政治话语权意味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于连同样没有。但这位有志青年并未因此放弃理想，依然在寻求可能的办法。这一个阶段，于连在积极同自身命运做斗争，即所谓的同社会的反抗。他的理想的选择富有社会阶级的理性。

具有聪明才智的于连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这便是接近当局的达官贵人。困于没有背景的他，看到了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突出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是资本，其来源具有剥削性。在资本主义文明急剧发展的上升期，社会的道德以及价值观念都随着这一根本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讲求资本的社会，一切价值都被不自觉地以具体化了的价格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狭隘化为量化的金钱关系。这种功利关系甚至从社会大环境渗透到小的家庭，使得婚姻关系变得麻木虚伪、冷漠无情。于连两段恋情的对象的形象正反映出了当时这种情感风气。而对上流社会贵妇人及名媛淑女的爱情投入也正是于连认识到这一本质后，所寻求的一条走向理想的道路。在道德狭隘又僵化的时代，于连动机不纯的爱情终被揭露，上流社会一时无他容身之地。于是他迅速投向另一条通达理想的道路，那便是教会的实体——神学院。在摧毁了封建统治的资本社会中，西方教会势力远不如在封建社会有力，但这封建社会的信仰如今是新社会的重要文化，还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投身神学事业是于连退而求其次的另一个理性选择。无论是为了跻身上流社会而投注的爱情筹码还是诉诸教会力量的于连的神学院选择，都是他在为理想开辟道路的理性选择。然而，这一阶段的理性选择却富有消极妥协的色彩。

处于平民和法国复辟时期的贵族阶级以及当局的资产阶级的三方面矛盾中，于连所面对的自身阶级土壤的贫瘠、贵族阶级的残暴、教会的虚伪以及资产阶级的冷酷都未能为他提供些许出路。在无奈的社会环境中采取无奈的、不择手段去实现鲜红的理想最终还是无奈的结局。断头台上的激昂控诉是他对破碎了的理想的呐喊，对无奈命运的最后祭辞。反抗——妥协——反抗的生命历程是他同自身、同命运、以及同社会的斗争。然而，高尚的理想同具有双重性的功利化理性选择共同加重了这个丰满的人物复杂的双重性格，也加剧了他的悲剧色彩。

二、积极理性遭遇自信心的不彻底化

同样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命运同样具有悲剧色彩。哈姆雷特的复仇选择历经“tobeornottobe”的痛苦抉择，具有新兴的人文主义者的理性。堂吉诃德行侠仗义的英雄理想与行动同样折射出人文主义时代崇高的人文关怀意识。

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要求解放人性。在这股热潮的带动下，应运而生的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文学经历了最初以单纯的肉欲与情感的满足为破除宗教禁锢、解放人性的标志的感性阶段，到展现形体高大强壮和思想同样强健的巨人风采的理性阶段，再到体现人的困惑与弱点的对自身认识更加理性深入的成熟阶段。这一文学主题的渐进反映的恰是初识自身能力与开始质疑上帝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

哈姆雷特作为时代精神的新人，其悲剧源自政治阶级以及新旧思想力量的悬殊对比，更源自他作为主人公犹豫不决的矛盾性格，同时源自作为人文主义时代形象代言人的他和他的造就者——莎士比亚及人文主义者的茫然心境。

14世纪初，西方在生产力发展、科学进步并取得重要成就（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航海成功等）的基础上看到自身的能力，自我意识觉醒。同时，这一世纪初，席卷全欧洲的一场大瘟疫致无数欧洲人在此瘟疫中丧生。这场规模巨大的瘟疫动摇了上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颠覆性的动摇了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变革在西方历史上就这样急剧酝酿并被催生着。一方面，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开展人本论说，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人们对上帝究竟存在与否依然心存怀疑。“Tobeornottobe”不仅是哈姆雷特的呐喊，更是莎士比亚这一批人文主义者的心声。那是复仇与不复仇、生与死的两难选择，更是流露出人文主义者对死亡的困惑与思考。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的悲剧源自这犹豫不决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堂吉诃德却是一个坚定地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者。这个人文主义者的勇士的悲剧在于他为了行侠，而把风车当巨人、把酒囊当怪兽的主观制造对手的荒唐。逗笑之余，他高尚的理想与执着的行为令人心碎。人文主义者所执着追求的所谓的高尚理想与时代需要相脱节，成为了唐吉可德人生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了国家利益与人间正义而做的理性选择遭遇个性弱点而碰壁。这是人在最初的认识自我的阶段所面对的必然挫折。认识到自身能力固然可贵，而这个认识需要不断的深化。哈姆雷特也好，堂吉诃德也好，是完善自我认识这条道路上或犹疑，或盲目自信而牺牲了的最初的积极可贵的开拓者。这必然且必要的牺牲为后来者点燃了理性之光，开辟了启蒙的道路。

三、结语：理性的曙光

“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理性运动的复兴。”[1]3经历人神共处的人类的童年时代，进入了禁锢人性的中世纪，14世纪初可谓在神学思想的森严控制下迎来了人的意识觉醒，这是对神学时代的反抗，也即人的理性的开始觉醒。而最初的理性免不了有传统思想的残余，具有不彻底性。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性是人的自信不彻底的时代。经过十七世纪克制政治色彩浓厚的理性发展，18世纪迎来了高度的社会理性，人对自身的认识已较为完善，理性相对客观。受自由理性的启蒙思想的熏染，市民青年维特在理想道路上的理性选择绝不会同于连一样，他会执着的坚守理想以及做人的原则，这二者是维特相互统一的人格。维特的悲剧不同于于连人格分裂的原因，也不同于贵族的哈姆雷特和英雄的堂吉诃德二者犹豫与盲目的主观，后者的悲剧都具有社会扼杀的特点，而维特的悲剧是单纯人格遭遇鄙陋社会时的自杀选择。自杀这一选择在封建社会向西方宗教挑战的行为展示了上帝在人类场域中逐渐退场的事实。同时，这一没有出路的精神困境也说明了维特宁死也不屈服社会的信念。在于连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之间，维特的悲剧突出表现为时代悲剧而非性格悲剧；维特的行为捍卫了人类应当坚持客观的理性原则的底线。

同样的结局，悲剧都源于追求理想的理性选择。遭遇社会环境与自身性格的矛盾冲击时，不自信、盲目自信以及通过妥协来寻求反抗与改变的行为表现终会受到发展规律与社会法则的制裁。在捍卫理性的悲剧结局和消极理性所致的悲剧之间，我们看到理性不容置疑的存在必要性，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到维特再到于连，这条理性传统的发展道路上，理性价值受挫，首先源于人的内因，其次是时代所提供的平台与空间。理性打折是人与自我和社会斗争败阵的结果。换言之，理性发展也是人与社会的发展。理性在人认识自我和改造社会方面永恒存在并随着实践生活的推进将不断趋于进步，也愈加复杂。

“每位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想法。”[2]1作者在文本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语言结构和叙事方式承担或表现着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继承传统不仅是社会有效发展的动力，同样是文学发展的动力。理性作为不时闪现于文学的因素，自有传统秩序中的一席之位。而其序列也将会随着未来传统格局的重组而发生变化，这种序列变化也将导致理性在未来文学传统中必然会呈现出更新、更自由、更自足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