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体验的陌生化效果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认为，艺术的手法就是运用“反常化”，把普通的事物描写得陌生、复杂，从而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2]6。阿波利奈尔在文论中体现出类似的思想，即，通过虚构的书写带给读者惊讶，使之出人意料[3]564。可以认定阅读的惊讶效果正是写作陌生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阿波利奈尔乐于塑造反常的主人公，描写荒谬而神秘的事件，进而为阅读带来陌生化体验。

（一）怪异的主人公塑造

阿波利奈尔在小说中常会将古怪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在《猎鹰》一篇，主人公是一个半人半禽的生物，人形人首却长了一张老鹰的面孔，这在传统意义的小说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传奇故事。而且，作者还保留了现实生活的环境，“我”作为目击者，增加了故事发生的真实性，“我”与半鹰人有过交谈，目睹了他在大街上逃亡到被捕的全过程。而且作者后面的叙述，也在为读者展示这样一个主人公是可能真实存在的，“我”越来越确定半鹰人就是拿破仑的后代，作者通过超越现实的形象塑造来象征某种情绪的寄托，超现实的想象引导故事全局。阿波利奈尔还乐于把一些性格行为古怪、谜一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他们既非英雄、圣人或君主，也不代表任何公平、正义、民族、爱之类的情感抒发。《异端头领》的异端头领的“异端”宗教改革，听上去有一些道理，“我”也有赞同的倾向，异端头领的书籍也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却最终还是被正统打压下去。异端头领在这里既不是象征信仰力量的圣人，也不是精熟世道的哲人智者，他作为宗教“异端”出现，却也不是邪恶、魔鬼式的人物，作者似在赞同异端头领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又为他安排了一个失败的结尾，又好似否定了主人公的合理性。阿波利奈尔没有给主人公一个一目了然的身份定位，同样地，其他作品诸如《乔万尼•莫罗尼》的主人公只会喋喋不休地讲述童年回忆，《亵渎神圣》中的神甫可笑、可悲，似是虔诚信仰又显得愚钝肤浅，《皮埃蒙特的朝圣者》描写了一群麻木的朝圣者和教会僧侣。阿波利奈尔笔下的人物，不再是传统小说中血肉丰满、感情直露且象征深刻意义的人物典型，而是被剔掉了细节的符号式的人物，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作者自然地引出了与人物相匹配的充满谜团的故事。

（二）没有谜底的谜语编造

阿波利奈尔擅长像编织谜语一样讲故事，而且他的谜语始终不给读者答案，读者只能通过不停地品读、猜测去接近谜底。《诗人的餐巾》一篇，画家间或邀请四位诗人朋友在家中吃晚餐，给他们使用同一条餐巾，餐巾脏了却始终不更换。四位诗人有各自的性格，但他们似乎都能与画家达成共识，四位画家死于肺结核，外界的人却并不知情。而最后，画家准备扔掉餐巾，却还是保留了餐巾，由于他们在餐巾上看到了诗人的昔日面容。通读完这则故事，即使尽量加入艺术和宗教的观念暗含，仍无法完全洞悉作者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如果是隐喻，作者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象征什么。这是作者编造的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或许作者本人也没有唯一的答案，读者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反复品读故事，在品读的过程中，把自己期望的答案附加给小说本身。

（三）超自然的荒谬描写

阿波利奈尔的短篇总有一些不符合自然状态的故事描写，但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奇思妙想。在《假弥赛亚安非翁或多尔梅桑男爵的故事和历险》的“遥控感触”部分，男爵假扮成犹太教的救世主弥赛亚，能够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堂上空，并在同一时刻消失，引来了大量信徒的膜拜，使各地城市都陷入混乱、恐慌之中。原来是这位男爵发明的“遥控感触”的科学仪器，通过这种仪器他像有分身术一样，同时在世界各地做着不同的或相同的事情，他想利用这种方法欺骗犹太人重建王国，而他则成为国王。“我”为他的行为感到愤怒和罪恶，遂开枪向他射击，令“我”难以置信的是男爵中枪身亡了，而且世界各地显灵的男爵也在同一时刻死亡。阿波利奈尔把荒谬故事置于一个现实的自然环境，不刻意夸张故事的神奇，但往往展示出非理性的一面。阿波利奈尔还乐于通过医学方面的想象，描写荒诞故事，《整容外科》中，“我”看到经过整容的人是这样的：脑前脑后布满五只眼的监工，两张嘴的政治家，装了四条胳膊的警察以及为了更细致观察自然而装上蜂鸟眼睛的学者。通过这些荒谬事物的描写，阿波利奈尔的短篇可谓超现实的非凡想象[4]184。尽管事件书写如此荒谬，但是作者必然有其构思，这些荒谬事件必然有其特定功能，之所以有非理性事件的书写，确是因为作者对理性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理性[5]105。这种超越理性和现实的思考，于是体现为叙事和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高度符号化、抽象化。

二、人物和叙事的高度符号化

阿波利奈尔的短篇小说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在于他的文本叙述是一种观念的抽象体现。托多罗夫将叙事作品分为三种：一是故事情节由前面情节引起的顺事因果关系的文本；二是情节由主人公的性格原因引起；最后一种则是哲理因果关系的文本，情节本身是一些图解和观念的体现[6]213-216。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基本上是前两种文本结构的交叉，根据典型的细节和人物描写，能够了解情节发展以及文本传达的主题思想。而阿波利奈尔的短篇却是相当于托多罗夫的“哲理因果关系”，其小说把人物符号化处理，以一种象征的叙述方式，体现某种观念。或者说，他的短篇本身就是一些观念的符号化表达。

（一）人物的符号化

前文已经论述过阿波利奈尔作品中的主人公，难以用很准确的词汇去定义，难以分辨他们在作品中代表的某一类人，而且多以一种冷漠中性的态度出现。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典型”和独一无二的，只是一个作为观念体现的符号。如《饶舌的回忆》里的主人公，可以不是喜剧明星，他可以是画家、作家或者其他明星，闲来无事与自己交谈，来象征一种人生孤独、无奈的观念。主人公的身份、职业、性格、处境在故事里都不作为描述的重点，它们都是可替换的，作者之所以选择此类只是作为一种符号的象征，并不是把意义功能全都寄托在主人公身上，人物在作品中的地位退居其次。另外，符号化象征还体现在叙述中出现的荒谬事件。《整容外科》中布满五只眼的监工，两张嘴的政治家，四条胳膊的警察和装上蜂鸟眼睛的学者。这里更是体现了符号化的人物，由于社会附加的职能而显现出的异化特征，进而由于这些异化的人物影响着社会进程，导致社会总体的异化。阿波利奈尔通过符号化的人物和事件，将小说以一种抽象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来，他表达的不再是一种主题的东西，而是一种观念或图解。

（二）叙事的“元图像语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