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守：民族性地域性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特色

文艺肯定是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因为作家艺术家生活的民族性地域性必然反映到其作品上。文艺精品的民族性地域性，既表现在生活题材上，更表现在相异的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上，如同伴随每个人终生的方言和习俗那样的文化印记。中国文艺史上有所谓“京派”与“海派”、蒙古族的“草原牧歌”与壮乡“刘三姐山歌”之分，北国有金戈铁马的壮丽诗篇，江南有小桥流水的浅斟低唱，这都是文艺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南疆广西，可能最有影响力的是作为文艺与其他艺术形式综合出现的“刘三姐”，从口头文学——书面文艺——舞台艺术——电影银幕——电视荧屏——实景演出，“刘三姐”几乎包揽了文学、戏曲、影视等所有艺术形式；并且，每一种形式都产生了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刘三姐体现了智慧、善良、勤劳、能歌善舞的壮族女性形象，她“以山歌敬乡亲”，深受老百姓喜爱。她就是广西的艺术典型，是广西诗性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刘三姐”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为最具广西特色的文化符号，就实实在在来自广西红水河流域的艺术创造。

作为文艺与其他艺术形式综合体现的大型山水实景《印象•刘三姐》，以蓝天为幕，以大地为台，将广西传统文化的表演与自然山水实现了巧夺天工的结合，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作为21世纪国家文化产业精品工程的示范作品之一，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经典。如今，当地农民天天在这舞台上演出的“活剧”，吸引了海内外熙熙攘攘的观光客。这是著名导演张艺谋与广西作家梅帅元等合作推出的富有创意的“天人和谐”的佳构，也是和谐广西和生态广西的一个亮丽的缩影。《印象•刘三姐》，实在是广西桂林得天独厚的一块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品牌。

再如，广西美术的“漓江画派”就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艺术品牌。一个以桂林山水为主要创作主题的中国画画家群、以北回归线以南的红土丘陵亚热带风景为主要创作主题的油画家群、以精湛刀法和黑白意蕴取胜的版画家群、以北部湾海洋风景为创作主题的水彩画家群、以现代意识和先锋风格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雕塑家群等，他们构成带有鲜明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漓江画派”，他们的画作不仅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被美国总统欣然接纳为国礼。

近年来，广西的音乐创作也突破了历史新高度，广西的词曲作家以“民歌牌”和“山水牌”构架着音乐的基本旋律和个性特点，在本土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结合上，进行了富有激情的创新体验，并创作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如歌曲《老王》、《三月三，九月九》、《乡村社戏》、《挑着好日子山过山》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美丽神奇的地方》、《漓江情》等广西歌曲唱响中华大地；《山歌牵出月亮来》、《摆呀摆》获得《中国原创歌曲》“十大金曲奖”；广西歌曲《老王》不仅登上《求是》杂志，还曾唱响万众瞩目的央视春晚舞台，将一个在桂西山区扶贫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生动地展示于世人面前，也真实的展现了朴素敦厚的广西民族性格。

与地域性密切相关的是独特的民族性。我国就有56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上，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色。20世纪50年代韦其麟的叙事诗歌《百鸟衣》主要由于广西壮族特色的描写而在当时走红。广西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则以短平快的抒情方式直接呈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包玉堂那富有“桃红柳绿”南国春色的《走坡组诗》发表于《作品》12月号，还在英文版的《中国文艺》1958年1月号迅速转载，它洋溢着仫佬族诗人“山水与人共幸福”的激情，其诗集就取名《歌唱我的民族》。壮族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就是壮族作家陆地具有浓郁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小说。在广西，暂时少有人知的壮族“天琴”和京族“独弦琴”，就是独特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乐器，笔者曾现场感受北部湾畔那缠绵悠扬的乐曲，如天籁之音使人迷醉。过去“锁在深闺无人识”的广西民族音乐，今日有幸插上了南宁“大地飞歌”的翅膀飞向了全世界。

像广西壮族的《刘三姐》一样，全国的民族民间文艺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等，这些都是公认的民族文艺精品。

北大教授王岳川，以他自己在国外传艺的经验强调中国的民间艺术颇富竞争力：“在文化竞争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文化趣味。……中国的古筝和二胡那种雅趣，外国人简直着迷。比如我在美国自己的房间里拉《江河水》，就有美国青年敲门要拜我为师。”[1]中国的二胡乐曲能够吸引美国青年，同样，广西壮族的“山歌”、京族的独弦琴乐曲、以及文艺桂军的小说和影视精品，不也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首都北京的金色舞台上闪亮登场吗？广西特色文化不仅经常走进近邻的东南亚，而且一些文艺精品比如“漓江画派”等还进一步融入欧美等广阔的世界。

不仅当代文艺具有民族性，连古代家具都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为，“作为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中国古代家具，就是中国山水、人物、精神、审美趣味等文化内涵的载体。面对独特的中国古代家具，我们今天充满愧疚与敬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精神生活匮乏，搞‘破旧立新’，对颇有文化内涵的古旧家具当作‘四旧’丢弃，至今还有不少人一味追求新奇，喜欢‘时髦’的工艺品。而如今，在最著名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却专辟场地供奉中国的苏州园林、明式家具——这是中国文化智慧的象征，而不是某些人眼里‘财富’的象征。”①这一历史遗憾，从一个侧面说明：民族性文艺精品特别需要珍惜，它具有不可复制性与不可再生性。

二、标准：民族性要转化为世界性的美